“小班化”成为不少民办学校的转型招牌

2025年，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，人口总量减少339万人，自然增长率为-2.41‰；家庭户平均规模已降至2.52人。孩子少了，家庭对教育的期待反而更高。

姜全保向《财经》分析，家庭规模缩小对教育产生四重影响：其一，家庭对学校的期待从“我要一个好学校”变成“这个学校是不是适合我的孩子”；其二，对教育服务的需求越来越精细，家长希望学校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、心理特点、兴趣特长及成长节奏；其三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边界正在模糊，双职工家庭、核心家庭希望学校同时提供托育、课后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；其四，家庭规模越小，对学校服务质量的敏感度越高——独生子女家庭中，一个孩子的教育决策可能成为家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。

需求之变直接指向转型路径。姜全保区分了“差异化供给”与“差异化收费”：真正的差异化，不应体现在收费更高、设施更好，而应体现在教育服务内容和培养方式上——有的学校重视艺术、体育和科技教育；有的在外语、国际化方面形成特色；有的专注小班化、个性化辅导和特殊教育支持。“公办教育已经能够充分提供的东西，民办为什么还要重复提供？公办教育暂时难以充分满足，但家庭又确实存在需求的部分，民办能不能把它做好？如果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，民办教育就有价值。”

近年来，“小班化”成为不少民办学校的转型招牌，但班额缩小未必等于质量提升。姜全保提醒：“小班化本身不是目的，关键是学校有没有能力真正增加对学生的关注。如果只缩小了班额，教学方式、评价方式和师生关系却完全没有变化，价值其实很有限。”在他看来，未来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，不再是“环境好不好、成绩高不高”，而是“能不能真正理解家庭，把教育需求转化成服务能力”。

不过，一旦小班化与教学变革真正结合，效果便可显现。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态“支持有条件地区开展小班化教学试点”。

实践中，南京自2001年启动小班化实验，25年来多数试点学校生源充足稳定，全市初中小班学校低分率长期低于市域平均水平，一批原薄弱校跻身区域优质校行列。崇明作为上海唯一小班化整体试点区，全域改革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典型改革案例。这些案例表明：小班化的价值不在“小”，而在“精”。

当然，家庭的意愿是一回事，政策的空间是另一回事。民办教育的规模，历史上曾多次随政策起伏。储朝晖向《财经》回顾：2006年前后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后，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一度降至5%左右，此后逐年回升，2015年前后达到更高水平。他将这一现象称为“平衡效应”——“民办学校的学费更贵，但不少家长在权衡利弊之后，依然选择民办学校。宁可花更高成本，也要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。”

这段历史说明，家庭对民办教育的需求真实存在，关键在于政策如何回应。储朝晖认为，人口减少不应成为取消民办学校的理由，“当下对民办教育的认知偏差以及相关政策的挤压，是民办学校面临的主要困扰”。他以总人口不到600万人的丹麦为例，该国合法设立的私立学校可获得与公立学校等同的公共经费；在此基础上，私立学校还可向家长收取约相当于公共经费四分之一的费用。“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比较良好，有适度竞争，这样才有利于整体教育的良性发展。”

需求真实存在，经费配置却长期失衡。储朝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：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认为，乡村公立学校无法对留守的孩子进行有效管束，于是自己掏钱把孩子送进县城的民办学校。“这些家庭收入本来就比较低，把孩子送进民办学校，却没有享受到公共经费的支持。”他在2012年就提议给予这类学校财政经费补助；2016年政策允许补贴生均公用经费（中西部地区小学600元、初中800元，东部地区小学650元、初中850元），但附加了免除学生费用的条件，一些地方政府层层加码——据他调查，在一些地方，政府给800元补助，却要求学校免除学生1000元—1700元的费用，使得政策最终未能落地。

幼儿园是民办教育收缩最明显的学段，也是转型最活跃的学段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2025年6月1日起实施，明确要求“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”，为托幼一体化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在姜全保看来，托幼一体化的底层逻辑与小班化相通：家庭对连续性、完整性教育服务的需求正在增加，特别是双职工家庭、核心家庭越来越多，家长不仅需要学校承担知识教育，也希望学校提供托育、课后服务、家庭教育指导等。无论是小班化还是托幼一体化，核心都在于回应家庭的真实需求，而非简单追逐概念。

来源：《财经》